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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地角度：有感于外来词语的引进
computer80(shelley) 2001.09.15 13:14
前几天去超市买月饼，无意中看见一盒印有“克力架”三个烫金大字的小纸箱，看了看包装说明方知“克力架”就是我们常吃的饼干。原来，这“克力架”是英文cracker的语音译，“克力架”者，饼干也。时下，不知是出于什么一种心态，人们说话时总喜欢夹杂一些英文音译词，似乎只有如此话才说的顺口流利。这本是个人的习惯和嗜好，他人无权去品头论足，可象“克力架”之类放着现成词语不用而赶新潮，并且还让它满天飞，赫然出现于包装、广告上，却要另当别论了。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各民族之间需要相互接触、相互了解、相互交流，这一切主要是通过语言进行的。各民族的语言也因此互相影响、相互渗透。于是，词语的引进和输出便不可避免。我国早在几千年前就与其他民族开展文化贸易往来，汉语与各国语言也因此有了接触，所以，汉语引进外来词语古已有之。例如汉代就引入了“葡萄”、“石榴”、“狮子”等；后来佛经自印度传入，汉语中更是大量借用佛经用语。到了近代，伴随着学习西方的热潮，一批科技、社科外来词被引入汉语，如“飞机”、“幽默”、“摩登”、“科学”等。在当代，随着与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接轨，外来词语的引进更是不胜枚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正确引进的同时，出现了这一小股滥用音译词和硬译词的暗流，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了。试想，若人们满口“赛先生”、“飞洋伞”、“康白度”、“德谟克拉西”，那将是一幅什么景象呢？[按：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事实上，各民族对于音译词（西语中表现为借词和仿造词）的使用都十分谨慎。仅以法语为例。法语是一种十分开放的语言，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引入大量的借词和仿造词。但是在今天，面对英语美语的巨大影响和渗透，法国人普遍表示忧虑，语言学家还成立了各种捍卫法语纯洁性的组织，抨击那些放着现成对应词不用、而夹用英语借词的花俏行为。法语与英语是“近亲”语言，对英语借词尚有此大忌，汉语与英语“非亲非故”，滥用音译词更是使不得了。那么，如何使引进外来词语收到既丰富汉语词汇、又维护汉语纯洁性的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首先，我认为应该以意译为主，音译为辅。毕竟中国人的语言心理是望文生义，喜欢可解性词语，故引进词语应尽量意译。凡汉语已有对应词的外来词语，应采用意译，而不要音译，（某些求修辞效果的词语例外）如cracker在汉语中有对应词，应译为“饼干”，不可译为“克力架”。只有那些没有对应词的外来词语，才可音译。其次，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引进的词语一定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否则国人不易理解和接受。如巴黎的华侨说：“你有纸张吗？”就令人摸不着头脑。“纸张”在他们那里成了“证件”之意，是法语papier的意译。可是这一意译却译歪了，因为papier一词的义项除“纸张”之外，还有“证件”的义项。这个词虽未传入国内，但一些留法人员受此影响，也将自己的居留证称为“纸张”，这是不妥的。
再者，音译术语或缩略语要注意谐音汉字的涵义。汉语词汇带有明显的直观性质，音译词语或缩略语时，要注意对应音的汉字的词汇意义，避免使用对理解产生干扰的词语。就拿AIDS为例，开始我们沿用海外音译词“爱滋病”，后来改为“艾滋病”，理由据说是“盲从”海外，会使国人对“爱”产生误会，以为凡“爱”必滋生疾病。其实，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人类的很多疾病是由“食”（食之不当）引起的，但“食”并未受到贬损，“民
”依然“以食为天”。不适当的“乱爱”就是会滋生疾病。“爱滋病”既是谐音，所取汉字又表其词义，应属佳译。
另外，要符合炼达的原则。不管是意译或音译，或是音义结合，都要考虑在有效传递信息的基础上，做到简练、经济。“爱滋病”原译为“获得性免疫力缺乏综合症”，佶屈聱牙。改译为“后天性免疫力缺乏综合症”，虽有进步，但音节太长，难以记忆。后按海外汉译的办法，音义结合，译为“爱滋病”，简练、经济，很快便被接受下来。此外，这次罹难的世贸大厦，汉语中称此类建筑为“高层建筑”或是“高层楼房”，而法语中称为tour。如巴黎的一座50层高的楼房称为Tour
Monparnasse。tour是“塔”的意思，把楼房与塔联系在一起，意即楼房象塔一样“细高”。故此，“高层建筑”参照法语仿译为“塔楼”似更经济，也好理解。
最后，在音译人名和专有名词时要注意原语的性质和意义。我国对人名和专名的翻译大多采取音译，这一原则并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但是，在翻译过程中，有的译者却不顾原语性质，忽视原语意义，以致于常常出现一些貌似漂亮、实质滑稽的译名。比如法国的Peugeot，汉译为“标志”，不可谓不漂亮。可是，译者不会不知道，Peugeot是法国一汽车家族的姓氏。用极富词汇意义的字眼来译姓名，是不可取的。倘若真有Peugeot先生来访，难道我们可以说“欢迎标志先生”吗？在翻译欧美人的姓氏时，还有一种被忽视的不正常现象，那就是不少译者喜欢人为地区分性别。其实，欧美人的姓氏与中国人一样是不分性别的，只有人名才分男女。有鉴于此，翻译时不可将欧美女性的姓氏女性化。如《第二性——女性》一书的作者、已故法国当代著名作家Simone
de Beauvior被译为西蒙·波娃，姓氏被女性化了，名字却又莫名其妙地是男子汉的。正确的译名应是：西蒙娜·德·博伏瓦。语言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语言的任何行政命令、说三道四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拙文很可能是“多余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对外来词语的使用有一点责任感的话，那么，维护汉语的纯洁性就不是一句空话了。
computer88 (2001.10.21 10:13)
我不否认适当引进音译词的必要性，它可以补充汉语词汇的不足，解决翻译中某些不可译性问题；同时，音译词在某种情况下（俏皮话、文学作品中）有很好的修辞作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滥用音译词和硬译词，不仅会徒然给汉语增加很多无用词汇，而且还会引起混乱，造成误会，妨碍交际。滥用音译词实则是翻译的一大倒退。当人们还没有认识一种事物，找不出相应的意译词时，作为权宜之计，采用音译词是可以的。但是，放着现成的对应词不
用，却非用音译词不可，只能是卖乖弄巧。 虽然我对音译词的流行持保留态度，但并不认为汉语引进的外来词语太多。由于地理位置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在历史上与世界接触太少，形成了大陆文化一定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使得汉语成为一种比较保守的语言，不易接受外来词语。这种现象的确有待改变。
redstone114(ii) 的大作中提到： (2001.10.21 13:30 )
有用无用，还是一句优胜劣汰，适者总能生存，用语不规范，不仅仅是由翻译带来的，中国人的错别字，和同音异词所导致的误会才更多，事实上，是整个中国人对自己汉字的认识了解太少，不从文化角度说，单就语言，可以说只是一个大汉语语境环境中对于口头语的简单认识，中国字很难学，正因为词汇的匮乏才使得一字多音，多义，再加上成语等等，中国人所知的本族语是相当少的，这是我认为混乱和误会的根本原因。我不知道整个世界里，语言所借外来词汇的情况是怎么样，比如你所说的法语，而英语是一直坚持以音译为主，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开放的语言，而如果别的语言不努力保持自己的活力和创新，或者说是大量吸收别族语言的优秀成分，就很可能没落或消失。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俄罗斯防止俄语被英语同化的努力。法语，德语也同样需要面对着英语的冲击。我们汉语和贡语属于不同的语系，差别很大，但是也必需面对创新的问题了，如今因为语言的表达能力太弱，对于新的思想或者科技的敏感太弱，使得人们大量的音译英语词，这个是大众化的的。翻译的难题是不是该由那些翻译家去解决呢？而试图做到意译，很难，而且现在没有太多这样的专家来做这种工作，汉语是保守些，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开放，坚持大量的音译，引进外来词汇，当然是英语为主，其实对比一下，就会发觉英语的融合能力强多了，它根本就不必担心所引起的混乱，每年新增的英语词汇真是几何计，而英语人种又真能全适应吗？这样的问题是大可不必担心的，应该说这是发展的机会。
在 computer80(shelley) 的大作中提到：（ 01.10.21 16:23）
翻译就是要从一种语言形式改换到另一种语言形式，因此原语特有的形式特征是不可能移译到译语中去的。文字特征的不可译性，这一点在英汉互译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英语为表音文字，汉语为表意文字，两者在书写形式上大相径庭，因此两种语言文字特征也是无法迁移的。例如，有人曾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写成这样一首诗：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片，横七刀，竖八刀。
这首诗的不可译性在于它巧妙的运用了汉字结构特点，拆开表达，组成诗句，却仍然传递一定的意义。英语虽然也有拆词表达的时候，但此时此地却无能为力。当然英语的文字特征也是无法译成汉语的，限于篇幅，就不再举例。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语言翻译并不是简单的音译或意译就可以完成的；语言的表达能力太弱也不仅仅局限于新的思想或者科技的敏感太弱；汉语的“保守”也不能都归咎于不够“开放”，引进的音译词不够；更不能对中国人汉语水平大加指责，难道美国人的英语水平就很好吗？他们唯一值得骄傲的可能就是口语了。还需指出一点，虽然从整体来说，西方的译学术语库似比中国的大，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的译学术语库就没了特点。事实上，特别是涉及具体的翻译操作方法和技巧时，中国译学术语来得比西方译学术语多而形象。[按：汉语因为具体也有不足的地方，表达某些与英语等语言相对应的抽象概念时就有点力不从心。]
例如，“意译”、“活译”、“死译”、“硬译”、“乱译”、“胡译”等汉语译学术语，就很难在西方语言中找到完全对等的形式，因为在这些汉语译学术语和常用来解释它们的西方对应术语之间，往往存在着“语义模糊而概括性强”与“语义狭窄而概括性弱”的区别。例如，除“直译”和“literal
translation”等少数术语在中西之间存在几乎等同的对应关系之外，其他术语如“意译”“paraphrase”/“semantic
translation”、“活译”和“free translation”、“死译”/“硬译”“interl
inear translation”/“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乱译”和“uncontrolled/scam
bled translation”、“胡译”和“unrestricted translation”等等之间，中西存在着语义“广”与“狭”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区别实际上也反映了中西译论不同程度地带有各自“表意模糊、含蓄”和“表意明晰、直接”的特点。所以说汉语中词汇的匮乏也不是绝对的，要想一种语言的活力和创新，避免没落或消失，不是大量吸收别族语言的优秀成分就可以实现的，而是要从科技文化的多元系统来看待这一问题，这也正说明了语言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所起的交流工具的这一根本作用。
在 oscar3(oscar3) 的大作中提到： （2001.11.17 22:23 ）
这里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外来词的引进问题，二是翻译的局限性问题。本人也见过不少谈外来词的文章，其中不泛反对者。要将这个问题阐述清楚，恐怕不是一个小贴可以说清的。这里只想简单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很难面面俱到地论证自己的每一个观点。反对引进外来词的人的理由，无非是两个理由，一个是，我们已经有了“对应词”，不
必再引进外来词，意思是说，我们的语言够用了，所以不必再引进了。其实语言的作用不仅仅在交流作用，语言还有表达的功能。这是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使用者具有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倾向。时代在变化，人们在与外面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个性得到张扬，必然需要表达个人心理需求的手段。在这些人看来，只有外来词才能表达这种新奇感，因而求助于外来语是自然的倾向。这正如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今天人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很多人来说，吃饱了，穿得暖和了，已经很满足了。但是，也有很多人，除了吃穿外，还要进行别的活动。这就是个性的需求。二，不少人从保持汉语的纯洁性来阐述自己反对引进外来词的观点。其实，这也忽略了语言具有多样性这一社会特征。当我们讲语言的纯洁性时，历来就只是强调一部分的语言，而忽视社会上另一部分的语言。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从民族感情上来谈语言的纯洁性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作思想工作而不像是在谈学术问题了。上面也有人谈到翻译的难处。的确，翻译不容易，但是，不要一谈到翻译的难处，总要举出一些极端的例子，什么回文，拆字游戏等等。笔者也深知这些翻译的难处，但是，这些翻译毕竟是少数。另外，也比较极端。我们在讨论翻译的可能和不可能时，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中的障碍。
computer80(shelley) 的大作中提到： （2001.11.18 03:3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译者而言，翻译，其事也；语言，其器也。故欲善翻译之事，必先利语言之器。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精通外语，才能在理解上穷其情；只有精通汉语，才能在表达上尽其意。这恐怕也是我们来谈外来词的引进问题和翻译的局限性问题的基本前提之一。
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反对引进外来词的人”笔者不敢妄下断言，不过我得承认，自己的确很不赞成“盲目引进外来词”的作法。
语言的表达作用的确很重要，正是有了这一功能，才使得我们可以感受到语言的至谐至美，也使我们体会到了语言的博大精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忽视语言作为交流纽带的这一根本作用。换句话说，语言的表达作用是建立在其交流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连基本的交流作用都起不到，那就无所谓什么语言之美了。电影《Waterloo
Bridge》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太陌生的。可是《滑铁卢桥》这一名称又为几人所熟知呢？会不会使你马上联想到拿破仑和威灵顿呢？可你是否知道片名中的滑铁卢桥不是在比利时，而是在伦敦呢？事实上，前者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而后者却是一首幽怨动人的爱情悲歌。译者在这里弃去了易为国人误解，客观上歪曲主旨的“滑铁卢”
，取而代之的是国人尽知的蓝桥会的民间故事，加上“魂断”二字，既保存了原片名的基本形式，又非常贴切地表达出原片名的悲剧内涵，至今仍为我国翻译史上有口皆碑的佳译。这个例子中《滑铁卢桥》这个译名可谓是“忠实”地按照原名的意思直译出来了，而且也很符合人们的猎奇心理，绝对算得上是标新立异，同时也达到了所谓的个性张扬的目的，可为什么还是不能为人们所接受呢？答案就在于它忽视了片名的最主要作用，即揭示影片主题，吸引、诱导观众这一根本作用。观众从片名上得不到与内容有关的任何信息，相反却容易被片名所误导，这就使得《滑铁卢桥》这个译名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败笔了。语言亦是如此，任何外来词的引进都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个性的需求固然重要，却也不能不加以限制与引导，否则就真的要成为翻译过程中的“滑铁卢”了。保持汉语的纯洁性与引进外来词从本质上说是不相抵触的。相反，适当引进一些好的外来词还可以起到充实、丰富汉语词库的作用，比如“比基尼”、“霓虹”等。但是类似以前提到的“赛先生”（科学）、“飞洋伞”（未婚妻）、“康白度”（买办）、“德谟克拉西”（民主）等生搬硬套的那些词还是不要出现的为好。至于我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语言的纯洁性是否是受民族感情的驱使，我想引用白居易说过的一句话：“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从学术角度上讲，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国人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外语，这样才能真正拉近世界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可是从个人感情的归属上，我却更倾向于能够始终听到国人与国人之间那质朴而又纯真的对话。对于翻译的难处，我想可能每个人的看法与观点都不尽相同。回文、拆字游戏之类的例子的确说明不了什么，不过我认为，对于每次翻译的过程都能十分的“用心”应该称得上是一
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了。毕竟译文不是无情物，要译出左右读者心灵，具有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若无感情之投入，又何异于缘木而求鱼呢？
oscar3(oscar3) 的大作中提到： （2001.11.18 12:10）
有两句话仍然想交流一下。
可以肯定的是，语言不是专家的特权，语言也不是精英的专利。精通汉语固然便于谈经论道，平常百姓并不见得就对语言问题没有发言权。当然，不知道这位仁兄文中的“基本前提”，是否指此意。Waterloo
Bridge引进的准确时间，本人不太清楚，映象中是在文化交流不太频繁的过去。那时候，考虑国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情有可原，本人对《魂断蓝桥》这一译名并没有什么异议。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傅东华在翻译“Gone
With the Wind”时，考虑到中国人的习惯，将里面的人名，地名中国化；还将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删掉。也许在当时，这种方法是一种求全之法。但是，随着文化交流的发展，这种翻译中的归化法需要重新考虑它的适用范围。美国有部电影"Bodyguard"，有人将他译成《护花倾情》，本人就觉得有点过于归化。
其实，讨论翻译和外来词离不开文化这个话题。没有文化交流，便没有翻译。没有文化交流，也不可能产生外来词。文化交流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个优势方，而优势方的语言流向劣势方已成为一个规律。历史上拉丁语，法语，英语，汉语等语言就获得过这样的优势。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发展，文化的优势情形发生变化，语言的影响流向也发生了变化。远的不说，就说说日语和汉语之间这中变化。明治维新之前，汉语对日语是一种强势语言，其影响不用说了，而此后，汉语转化成为一种劣势语言，语言的影响流向颠倒过来。后来西方语言成了日语的强势语言，从现代日语中大量的西来外来词就可以看出来。
现在，英语成了世界上许多语言的强势语言，像德语、法语等历史上的强势语也不例外。本人也了解到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他们的语言被侵蚀，笔者不知道效果会如何。如果是法律是要考虑可操作性的。本人想说的是，如果仅仅想用保持纯洁性这种以守为攻的办法，肯怕很那奏效。当初，“的士”刚刚冒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专家也动了用汉语的纯洁性这一纲领，但是十几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理会专家教授的建议，“的士”不但没有死，反而衍生出不少子孙。
本人并不完全反对专家教授的建议，但是专家的审美毕竟不能代替大众的个人需求（当然没有专家的那么雅）；专家也不是预言家；专家更不是语言的裁判所。传统整理我们而去，不加思索是不行的。上帝赋予了我们每个人一个大脑。
本人认为上面的讨论并没有超出翻译和外来词这一原始话题。对于话题的基本前提还是相当清楚的。不过本人在讨论时，不想简单罗列事实，而是想进一步探讨现象后面的原位，以求尽可能充分的解释（当然，这一主观愿望不一定能够得以很好地实现）。所以，在之一computer88关于汉语外来词的引进方式时，笔者不得不指出这一意义一位主框架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样一来，必然要展开去，这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本人认为强势文化左右着外来词的流向，因而我们的专家对外来词引进和使用的建议效果并不明显。因为专家们并不能解决目前我们在文化方面的劣势（这里的劣势是就流向而言的，并没有贬义）。令本人遗憾的是，computer88并没有明白本人的意思，因为最后computer88还拿出政府推广普通话的政策来反驳本人的观点。所以，本人还想就有关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computer88。首先想指出的是computert88帖中归纳的关于汉语外来词的引进方式，反映了传统的引进外来词的框架，但是并不完整。按照Computer88贴中的总结，汉语外来词的引进以意译为主，音译为辅，这很明显，忽略了直接借用外文字母这类外来词的新生代。对这一现象的视而不见，绝不仅仅是一般的技术性误差，而很可能直接导致对整个外来词引进指导思想的错误认识。这也是本人想继续该话题的原因之一。本人认为，形成传统的外来词引进方式有两个原因。一是汉语书写系统汉字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二是源于历史上中国人与域外民族交往较少的缘故。关于第一点原因，不少人在涉及到汉语外来词的引进的话题时都要谈到这一点，这里本人并没有什么新的观点或者材料要补充。这里本人想就第二点原因作一点探讨。
历史上，汉族（这里是一个动态而比较宽泛的概念）与周边少数民族发生交往、融合时，汉族文化处于一种优势地位，所以文化上往往是汉文化同化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发生相互碰撞时，也同样是汉语处于中地位。人们在涉及到外来的事物或者现象时，也往往是选用汉语中已经有的固有词汇，而不是借用与外来事物或者外来现象关系更加密切的外语词；即便是汉语中没有贴切的词而需要借用时也是尽量采用比较归化的方式，使外来者在形式上失去其独立性，这恐怕就是“意译为主音译为辅”这一传统理论框架的来源之一。当然，中国历史上的对外交往不仅仅限于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但是，历史上的对交往除了佛教的输入是一次大规模的主动请进来，以及明朝的自然科学文化的引进带有一定的主动性之外，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清末对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引进，五四运动前后对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以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对外开放都是在以我为主，强调功用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对外开放不免有一点出于无奈的意味，因而少了唐朝先祖们的宽容心态，往往在面对域外的强者是生怕引进太多而失去了自我的特征，我们也很难承认我们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暴露出其不足，需要比较大的调整。中国毕竟有不少的有识之士，民族生存的危机感在某种成上压倒了虚无的民族自大心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种民族自大心态会在一夜之间自动消失。在面对语言这一民族文化的敏感话题时，我们有更多的，看似非常现实的理由来强调传统方式不可动摇的正统性，而忽视语言变化的有其内在的规律，进而得出一些与语言事实相违背的结论。远的不说，就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以来，本人就见过过一些埋怨，说是词泛滥成灾，论者还警告人们任其发展，将会对汉语造成严重污染，甚至影响人们的交流。论者的警告似乎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这种在民族自大心理左右下，缺乏对语言规律充分认识下的言论未免有点危言耸听，杞人忧天。
在
computer80(shelley) 的大作中提到： 2001.11.18 15:09
的确，语言不是专家的特权，同样也不是精英的专利。我也是平常百姓一个，也很喜欢发表一些对语言问题的个人看法，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笔者的这些不成熟的看法都是从翻译地角度引出并加以展开的，假若不明晰这一基本前提，在交流中就难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与争议了。
我个人对《护花倾情》这一译名并未感到有任何不妥，毕竟这已经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块肉余生述》这本出自于狄更斯之手的小说，我想应该是有的，而且为数恐怕还不会太少，可是谁又能给我解释一下它和“David
Copperfield”之间的内在关系呢？[按：其实，这正是过于归化，寻求所为的意译的结果]
翻译和外来词都是属于语言的范畴，而每一种语言又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为反映文化需要而服务的；另一方面，越深刻细致地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就越能正确理解和准确地使用这一语言。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存在一些强势文化是肯定的，并对语言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东方与西方具有极不相同的文化内涵，其差异主要反映在追求的目标上。把保持汉语纯洁性看成是以守为攻作法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表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融合与交流在不断的扩大，然而它也显然过分地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忽视了其自然属性，过多地关注了客体即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而抹煞了主体自身的建构。如果说语言和文化真的如洪水猛兽一般，那么别说日语对汉语的威胁了，仅仅就汉语的推广普通话这一基本国策来说，似乎都显得很多余。[按：我们对自己的语言肯定怀有很深厚的感情，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过于感情化而忽视了语言发展变化的一些基本规律。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绝对的），语言的存在也适应于适者生存的规律。希腊语和拉丁语不早就退出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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