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原则二重性的最佳关联性解释   

孟建钢

（湘潭师范学院 外语系，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本文试图在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的框架内对翻译原则二重性的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异化原则和归化原则的翻译策略在翻译中并非总是单一运行，翻译策略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语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关联理论中的最佳关联性概念可有效地解释异化原则和归化原则的运用及其对立统一性。从最佳关联性的角度去解释翻译行为和翻译解读就可从根本上解决有关翻译原则的无休止的争论。

关键词：最佳关联性；异化原则；归化原则；对立统一性；交际意图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Duality of the Translating Principles on the Part of Optimal Relevance

                               MENG Jian-ga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Xiangt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ound the duality of the translating principles in the framework of Sperber & Wilson’s Relevance Theory, holding that the translating strategy of either the foreignization principle or the domestication principle should neither be adhered to throughout an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either one should mainly depend on the communicative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of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of the translator.The notion of optimal relevance in the Relevance Theory can effectively accoun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both the foreignization principle and the domestication principle in translating and for their unity of opposites.The explanation of translating and translation reading on the part of optimal relevance can settle down the endless disputes on the translating principles.

Key words: optimal relevance; the foreignization principle; the domestication principle; unity of opposites; communicative intentions

1．导言

翻译到底是应以原语文化为中心，还是应以译语文化为中心，这长期以来在我国翻译 界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所谓翻译原则二重性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根据原语作者和译者不同的交际意图，译者可采用或以原语文化为中心、或以译语文化为中心的异化原则和归化原则。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1986/1995)中的最佳关联性概念(optimal relevance)可有效地解释人类一切交际活动，而翻译属于交际的下义范畴，因此，本文试图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对翻译原则二重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和解释。

2．关于异化原则的最佳关联性解释

关联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是能够解释和支配人类交际活动的关联交际原则，它设想每 一个明示的（ostensive）交际行为其本身都具有最佳关联性(Sperber & Wilson, 1986/1995)。所谓最佳关联性就是指，受话者在理解话语时用恰当的处理努力来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to achieve adequate contextual effects for no unjustifiable processing effort)。最佳关联性是以人类交际为取向的（何自然、冉永平，1998：96）。从理论上讲，最佳关联性对推理具有无限的广延性(extension)，任何表面上看来不可接受的话语（原语或译语）在这种广延性的推理下都可变得连贯（原语和译语得到恰当的理解），因为最佳关联性本身的运作机制可让译者和译语读者直接感知原语语段和译语语段之间的联系，换言之，也就是译者和译语读者通过恰当的处理努力寻找到原语和译语中语段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实现原语语篇和译语语篇连贯，因为关联实现对原语和译语的意义连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译者和译语读者理解原语和译语就是将其相关语境假设（储存在其大脑中被激活的相关百科知识）和输入的新信息（原语和译语）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具体地说就是用演绎推理来寻找原语和译语语句的命题和其被激活的相关语境假设之间的关联性。用最佳关联原则去解释翻译就能有效地说明在某些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语篇的逻辑和结构合格性。例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有：

（1）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此句可译为：①能否把你比作夏日璀璨？译文①是以原语文化为中心的。有人认为这个译文不好，因为中国的夏天高温炎热，骄阳似火，并不好。按照Eugene Nida（1969）的“功能对等论”，这句话应译为：②能否把你比作春日璀璨？。从最佳关联性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以原语文化为中心的译文①是可以被接受的。中国读者要理解译文①就必须付出如此处理努力：a.了解莎士比亚的这首诗是一首爱情诗，是诗人对自己所倾爱的人表达的由衷赞美；b.英国的夏天并不太热。这样把a和b作为理解译文①的大前提，把译文①本身作为当前语境假设，即小前提，那么由此就不难得出推理的合理结论，即取得足够的语境效果。这样，中国读者就不会认为英国的夏天像中国的夏天一样炎热可怕，相反会认为英国的夏天美好，是令人赞颂的。因此，这种译法会激发中国读者对英国文化的理解。

原语作者对于他/她认为与原语读者所共享的文化信息，往往会在文中略去，他/她的意向语篇读者则会在阅读中根据语篇中某些信号的提示自觉地填充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所留下的空位，激活记忆中的有关图式。一般而言，在作品的创造过程中，原语作者的意向读者一般不包括异类语言文化的外国读者。因此，本族语交际双方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文化背景知识，对于来自其他文化的读者来说则无法理解。所以，在跨文化交际中，就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输入信号激活不了应激活的空位，因而激活不了比较完整的图式，或者根本没有激活图式，甚至记忆中根本就没有相关的图式备用。例如：

（2）       待他（冯云卿）回身要进去的时候，猛看见大门旁的白粉墙上有木炭画的一个拙

劣的乌龟，而在此“国骂”左边，乌亮的油墨大书着两条标语——。

（矛盾：《子夜》）

在例（2）中，“乌龟”与“国骂”之间有什么关系？作者没有交代。外国读者读到此处，脑海里一定会挂起一个大大的问号。作者之所以没有交代，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意向读者——中国读者都知道说某人是乌龟对他是一种侮辱，很容易产生相关的联想。中国读者的记忆模式在这一语境中会自动地将上下文的语境信息同这句中的场线索(field clues)“乌龟”串起来，通过自上而下的推理，他记忆中有关乌龟和国骂的关系图式就会立即被激活，他的脑海中就会出现一个“说某人是乌龟是对他的一种侮辱”的原型画面(prototypical picture)，语篇内符号与符号之间的语义关系就这样在被恢复的语篇外知识或经验的中介作用下形成了连贯。读者只有建立起了这样的连贯关系，才能对文本作出比较充分的理解和欣赏。然而，在把乌龟看作是长寿和毅力象征的西方人看来，中国人这种自然、顺理的关系难以成立，因此原应与其他场线索相互连贯的这一线索反倒成了难以沟通上下文的意义真空点了。

那么，译者和译语读者应该如何解决这个理解问题呢。Eugene Nida（1969）提出了“功能对等论”。但Peter Newmark（1981）认为Nida的“功能对等论”对译语读者想得太周到了，也就是不管原语难易如何，都要把一切都弄得轻轻松松、明明白白。他说：“Nida强调译语的易读易理解，如果遵循这种理论，按照Nida的意见舍弃圣经中许多比喻，人们就必然注意到大量的意义都走失了。”“翻译理论家在考虑Nida为‘对等’所下的定义时，必须就译语读者的性质、教育、阶段、阶级、职业、年龄等）提出疑问，而且要就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提出疑问。应不应要求他们费点力？应不应要求他们翻翻词典、百科全书，查查某个词？”(Newmark, 1981：51)换言之，译语读者要想取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就必须付出以上Newmark所列举出的处理努力。Newmark认为最明白的译文不见得就是最好的译文。因此，如果按照Nida的观点，岂不是所有的译文都必须要实现最大关联(most relevance)^*吗？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

关联翻译理论认为，关联原则是存在于译者头脑中的一个不可违反的原则，翻译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Gutt, 1991)。译者应根据关联原则从潜在的认知语境中选择正确的相关语境假设，从原语的语音层、句法层、语义层和语用层等各交际线索中推断出原语作者的交际意图，并对译语接受者的认知语境作出正确的假设，从而选择适当的译语，努力使原语作者的意图与译语读者的期盼相吻合。原语作者意欲传达给译语读者的有明示意和暗含意。译者应对原语进行歧义的消解、指称的确定和命题的充实，从而译出原语的明示意，即原语的命题内容。对于原语的暗含意，译语有时需明示和提供跟译语读者最相关的语境假设。但是，在许多文学翻译中，原语中的许多暗含意和空白是不需明示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未明示的暗含意的存在。这些暗含，在关联理论中被称为“弱式暗含”。尽管这时译语读者花费了更多的处理努力，但却享受到了文学作品所特有的含蓄美，从而得到更大的语境效果（孟建钢，2000：26）。而译语读者能从译语推断出来的这一系列“弱式暗含”产生的效果被称为“诗学效果”，这种“诗学效果”在文学翻译和隐喻翻译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文学翻译传达的不应只是信息的内容，还应特别强调信息的效力。文学翻译旨在向读者介绍异域的优秀文学作品，从而达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每一部原作都带有本民族文化的印记，译作将另一民族的生活场景及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介绍给译语读者，能够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这一交流正体现出翻译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文化特色带来的美感，主要是异域感和新鲜感。这种对异域美的审美愉悦赋予翻译文学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心中潜在着期待，渴望“获取异域文化知识，通过想象思维欣赏异域风貌，满足跟阅读本族语作品不同的审美需求”。“对这两点的期望潜在于他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的心理准备之中，而这两点也正是外国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杨晓容，1997：549）保留原作中的异国情调，将在精神甚至情感上带给他们极大的满足。

从译者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影响译作中原语文化特色的再现程度。一是译作的文化可接受性（或文化可容性），二是译作的语言可接受性（或文体可容性）。这两种可接受性都很难准确把握量度，而文化和语言可接受性的“极限”，或者说不可接受性的标准，是不明确的。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读者接受具有动态性。鲁迅先生一贯主张输入新的内容和新的表现法，翻译不但要移情，还要益智。这样翻译就应该保持异国情调，即保留外来文化的“异”。同时，随着文化交流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外来词被非本族语人所熟悉和接受，人们产生了对新的外来词语的需要，翻译中“存异”正是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正是因为长期以来的“引进”，不少当年用“存异”的手法译过来的英语词语现在已不显出“舶来品”的痕迹，人们会以为它们是“土生土长”的汉语词语，如：“黑市”(blackmarket)、“冷战”(cold war)、“维纳斯”(Venus)等等。对于互文性文本中蕴涵的文化民族性的再现，译者有时很难做到同时传达文化意图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直译之，往往会保全文化意象的信息意图，而使其交际意图出现文化亏损。即便如此，译者有时也应该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其信息意图。至于交际意图，随着译语读者经验视野的不断变化，独特的文化意象所蕴涵的文化背景所唤起的交际意图就会不断被译语读者理解与接受。这样就会使他们逐渐熟悉原语作者的认知环境，进一步加深对文化民族性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可以补偿互文性文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交际意图的文化亏损。文化的流变性(cultural drift)发展充分表明“文化”实际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文化本身具有某种“自我校正机制”。一方面，某些被认为具有文化传承性的习俗、价值观念、信念在孤立状态的文化模式中可能处在“平衡”或“均势”中，停滞不前；另一方面，而且是更加不容忽视的一面是在文化体系内部可能产生一种恒常的方向性“文化流变”，冲击文化的稳定性，包括观念、信念、信仰、生活方式等等。

再有，语言文化信息的客观规律是，文化共性与文化差异并存。人类的活动透视出人类的文化。人类活动的共性决定着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人类的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势不两立。在当前文化的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将相互渗透、相互兼容、相互促进，从而达到相济相调和相得益彰的积极效果。文化的兼容性即在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共同认知心理图式的观照下，译语文化积极借鉴、兼容并汲取原语文化的跨文化特征（李占喜，2001）。例如：

（3）       Among so many well-dressed and cultured people, the country girl felt like a fish out of water./译文：同这么多穿着体面而又有教养的人在一起，这位乡下姑娘颇有如如鱼离水之感。

（4）       a stick-and-carrot policy/译文：大棒加胡萝卜政策

（5）       Time is money./译文：时间就是金钱。

译者采用异化手法直译“a fish out of water”、“a stick-and-carrot policy”和 “Time is money.”，可让中国读者轻易地理解译语，因为以上三例的原语字面意义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在英汉读者中很容易产生共同的认知心理图式，他们在理解时都会作出相似的相关语境假设，寻找最佳关联的过程无须花费太多的处理努力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语境效果。译者通过直译法便可以同时忠实地传递原语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从而使原语作者的意图与译语读者的期盼相吻合。译语既释意原语作者试图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意图，又释意原语作者试图传达给读者的交际意图。

当然，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各语言群体的价值观念、民族特色、表达习惯、比喻意象和社会特点均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难免会导致各语言之间的翻译出现文化差异信息传递障碍。翻译的任务有时必须包括弥补或衔接汉英双语在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或“文化亏损”。从辨证的角度来看，以原语文化或以译语文化为中心这两个翻译原则既有对立，又有统一，翻译活动是一个动态过程，译者要根据原语和译语的不同交际意图采用不同的翻译原则。

3．关于归化原则的最佳关联性解释

事实证明，以译语文化为中心的翻译原则不仅可行，而且可能和必要。这也可在关联 理论的框架中得到解释。但是有部分学者认为，最佳关联性解释不了以译语为中心的翻译活动，而能对此作出解释的是最大关联性。这是个错误的观点，因为最大关联性是以人类认知为取向的，其本身并不能解释交际活动。这个错误的观点说到底，是源于没搞清楚以交际为取向的最佳关联性和以认知为取向的最大关联性之间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最佳关联性当然不是最大关联性，但最佳关联性却蕴涵最大关联性。这样我们总可以从交际的角度去解释在某些异类社会文化语境中语篇的逻辑和结构合格性（孟建钢，2001）。翻译属交际活动的下义范畴，因而我们可以设想作为交际行为的翻译其本身（不论其原则是什么）就具有一种最佳关联性。我们仍以莎士比亚的诗句为例：

   （6）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此句对于英国人来说，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英国人是从蕴涵在最佳关联性中的最大关联性去理解此句的，即付出最小处理努力就可达到最大语境效果，因为他们熟知英国的夏天并不太热，所以诗人把自己的恋人比喻成夏日璀璨是理所当然的。从对这个例子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说明问题的还是蕴涵了认知原则的交际原则（在此例中最佳关联性等同于最大关联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涉及到交际的社会规约性的情况下，最佳关联性是等同于最大关联性的，即语篇接受者在理解话语时只须付出极小（几乎小到可以忽略不记的程度）的处理努力就可以取得足够的语境效果。正由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语篇接受者就可以恰当地理解话语，所以就很容易让我们误以为说明社会规约性话语的是最大关联性而不是最佳关联性，以至于错误地认为最佳关联性可以解释一切交际活动的观点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蕴涵最大关联性的最佳关联性也可以有效地解释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必须要以译语文化为中心的翻译原则，以满足不同（原语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比如，汉英两种语言在句式上有很大的差异，汉语是意合语言，没有变格、变位。汉语的结构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而英语属于形合语言，句子中的成分如介词、连词、分词等起了这种形合的作用。汉语句子一般比较短，散句居多，前后衔接松弛，相互映衬；而英语句子往往通过扩充句子内各附加成分来实现，因而从句套从句，前后衔接比较紧凑，相互连接，呈现重叠的结构。请看例子：

(7) Her(Scarlett) new green flowered-muslin dress spread is twelve yards of billowing material over her hoops and exactly matched the flat-heeled green morocco slippers her father had recently brought her from Atlanta.  (Gone with the Wind)/译文：她穿着那件绿花布的新衣，长裙是用料十二码裙幅做成的，在裙箍支撑下波浪似的舒展开来，正配上脚上那双摩洛哥羊皮绿色平跟鞋，那是父亲刚从亚特兰大给她带来的。

比较原文和译文，我们可以看出：原文只是一个复合句，译文则为五个单句，鲜明地体现了英语句式叠床架屋的结构和汉语语句前后映衬的特点。

在以译语文化为中心的翻译中，我们常常会用蕴涵译语文化身份的表达方式取代蕴涵原语文化身份的表达方式,以充分实现原语的交际意图。例如，为了避免中英两种不同文化的冲撞，David Hawkes（1973）宁可采用《红楼梦》的另一个书名《石头记》，因而译成了The Story of the Stone；Hawkes在译序中提到法译本、德译本、意大利文译本、和俄译本的书名，都译成了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他认为，这一译法会引起误解。因为在英美和欧洲读者的头脑中，“红楼梦”的意思是“一个人睡在一间红颜色的房间里”——这一书名也颇能引起他们优美神秘的联想。遗憾的是，这不是书名的意思。

还有，中外语言学理论都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所传递的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思想、习俗、情感等内容。汉英翻译实践证明，只注重语义信息的传递而忽视文化信息传递的翻译，有时很难真实反映原语的思想。译者的任务不仅是替译语读者解读原语语言符号，而且还须破解原语非语言符号——文化内涵。只转换语言符号，而把非语言符号信息照搬给译语读者的翻译有时难免不是缺损的翻译。Eugene Nida(1993：152)曾指出：“就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起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请看下例：

（8）Many Canadians have never read a newspaper though some newspapers are free,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their ABC.

译文①：尽管有的报纸免费，许多加拿大人从不看报，因为他们不懂自己的ABC。

译文①虽然进行了语言对等转换，但却没有实现其交际意图。一般而言，中国读者大脑所储存的百科信息中没有理解“不懂自己的ABC”的相关语境假设，这样的译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就是不相关的。要想实现关联，译者就需要进一步解读非语言符号。在英语中，“ABC”常被比喻为“最简单的事”或“最简单的技能”，这是“ABC”的文化内涵。扫清了非语言符号的障碍，我们可以这样译：

译文②：尽管有的报纸免费供应，许多加拿大人从不看报，因为他们目不识丁。

应该说，汉英语言文化的差异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给译者带来的是原语和译语之间的沟通障碍，而不是双语之间的大量不可译现象。这种复杂情况的存在使得译者难以只用一种翻译原则来传递原语的特有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所谓的不可译现象完全可以通过以上两种可在关联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的翻译原则解决。我们应该承认在存在翻译一般性原则（如，“信、达、雅”）的同时，还应根据原语和译语不同的交际意图，确定一些相应的特殊性原则。所谓的特殊性原则就是说在一般原则基础上有其突出或侧重的某个方面。在谈论运用翻译原则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有从一而终的片面认识。从哲学的角度看，客观事物之间从来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我们之所以认为最佳关联性概念对翻译具有巨大的解释力，就在于它能有效地说明有关不同翻译原则的对立和统一问题。

4．关于异化与归化的对立统一性的最佳关联性解释

翻译不是静态的，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依据不同编码对符号进行再解释的一个无止境的过程（Gentzler，1993：185）。毕竟译作都是特定文化，译者也不可能脱离其特定的文化而存在。最佳关联性可有效地解释翻译中异化原则和归化原则两者并存的现象，而这一点就表明这两个原则之间并不矛盾，在对立中又有统一。根据原语作者和译者不同的交际意图，在翻译策略上应该是两个原则并存，而并非如Venuti(1995：20)所认为的那样译者应选取一个原则并一以贯之。因此，翻译原则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例如，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既用了异化原则，又有用了归化原则，而并没有一味机械地从头到尾只运用某个原则。由于林语堂深谙东西方文化，同时又能非常熟练地驾驭英汉两种文字，因此将异化原则和归化原则并用得十分成功。请看下例：

（9）余笑曰：“卿非解人，摸索在有意无意间耳。拥而狂探，田舍郎之所为也。”（p.67）/译文：The beauty of caressing lies in doing naturally and half unconsciously. Only a country bumpkin will hug and caress a woman roughly.

（10）惠来以番饼二圆授余，即以赠曹。曹力却，受一圆而去。(p.158)/译文：Hueilai gave me two Mexican dollars which I gave to Ts’ao, but Ts’ao would not take them; only after my insistence did he receive one dollar before going away.

以上两例翻译用的典型的归化手法。林语堂置换了文化意象，译语用的是现代英语用法，语言自然流畅，似乎不是翻译，而是用英文写作，从而拉近了与译语读者的距离。译者仿佛隐身不见，翻译变得“透明”，原义仿佛直接通过译语表达出来。但为了让译语读者更深地领悟中国文化，林语堂也采取了异化的译法。如：

（11）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p.7）/译文：Of a slender figure, she had drooping shoulders and a rather long neck, slim but not to the point of being skinny. Her eyebrows were arched and in her eyes there was a look of quick intelligence and soft refinement. The only defect was that her two front teeth were slightly inclined forward, which was not a mark of good omen.

中国传统的美女形象在西方并不显美，“两齿微露”似不详之兆可能也难为西方读者所理解。但是这里译者不作任何解释，相信西方读者能够通过上下文的字里行间领会到背后的文化内涵，取得足够的语境效果。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在翻译中并非总是各自单一运行。翻译策略上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语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作为交际的翻译，对原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所依据的自然是关联性，这样就解决了翻译界有关翻译原则的无休止的争论。Gutt（1991）认为辖制(govern)翻译的基本原则就是关联，因此成功的译文应该是，原交际者的目的跟译语读者的要求在认知环境相关的方面与原语相似。在翻译中有时很难做到既要传达原语的内容又要兼顾原语的形式，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要根据交际的目的进行取舍（赵彦春，1999）。从本质上讲，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自然要看交际者的意图和听者的期待。译语正是依据意图和期待进行取舍的：译者从原语作者明示的交际行为中寻找最佳关联性，再把这种关联性传递给译语读者，也就是说译者把自己的理解传达给译语读者，译语读者再结合自己相关的语境假设来理解译语。大多数情况下，译语和原语只是在相关方面等同(Gutt,1991)。当然，在保证交际成功的前提下，译语应尽可能向原语靠近：使话语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使译语和原语最大程度地契合，达到逼真境界(verisimilitude)。

5．结语

关联翻译理论把翻译看成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是一个涉及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交际活动。我们用关联理论中的最佳关联性概念去解释翻译原则的二重性，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有关翻译原则的无休止的争论，同时也充分地说明了翻译原则不是绝对的和单一的，而是相对的和多重的。根据原语和译语不同的交际意图，在翻译策略上应该是异化原则和归化原则两者并存并用。最佳关联性概念从根本上说明了异化原则和归化原则的对立统一性。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因此，译者和译语读者会根据其语境假设去理解原语和译语，其解读过程自然是一个语言顺应（linguistic adaptation）过程，同时又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注释：

*关联理论中的最大关联性指的是，受话者在理解话语时付出最小的处理努力，就能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to achieve the greatest possible contextual effects with the smallest possible processing effor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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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建钢. 关联性 •翻译标准 •翻译解读[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8）.

[4] 孟建钢. 关于批评关联理论的几个误点[P]（全国第二届关联理论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1.

[5] 杨晓荣. 小说翻译中异国情调的再现原则[A]. 张柏然，许均. 译学论集[C].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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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perber, D. An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6/1995.

[14]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____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作者简介: 孟建钢(1964-),男,北京人，英语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湘潭师范学院外语系语言文学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和语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