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翻译::.

自从严复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口号以来（尽管他本人在其翻译实践中并未完全遵循），这三个字长时期以来被翻译界奉为圭臬。由此导致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论争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战的迹象。从鲁迅的“保持原作丰姿”到傅雷的“神似说”再到钱钟书的“化境说”，译者们心目中存在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纯粹透明的翻译，相信翻译能够忠实表达再现作者的原意，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意境、风格和神韵等。传统翻译批评由此遵循“忠实性原则”。这种理念可以追溯到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主体哲学和科学主义关照下的作者中心论和原作中心论。作者和原作成了高高在上的被崇拜对象,译者（读者）成为无条件的接受者。语言成为一种准确反映外部客观世界的镜像工具。只要分析方法得当就能寻到原作者所表达的“唯一正确”的意义。好像谁发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谁就功德圆满。这实际上是作者的独白话语(吕俊，2001：115)。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论转向, 从认识论的主体哲学转向了语言本体论的解释哲学。这一转向给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开放的空间和更为广阔的视角。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它已成为当代最具生命力的哲学思潮之一，其理论影响已渗透到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阐释学大师海德格尔从传统的阐释学思想出发，把阐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层次提升到了本体论性质的研究上来。伽达默尔承继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变，于1960年出版巨著《真理与方法》，彻底否定了古典阐释学的客观主义精神，把阐释学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现代哲学阐释学，将阐释学推向兴盛。现代哲学阐释学使人文科学摆脱了科学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彰显了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文学批评领域，它则促成了由作者向读者的重心转移。

“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而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伽达默尔；洪汉鼎，2002：12）。阐释学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多层面上都有借鉴意义。阐释学关照下的翻译研究会具有更广阔的视角。本文拟对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体系中偏见（Vorurteil）这一核心概念进行阐发，认为误读存在有其必然性，由此文本的阐释就呈现多元开放的格局。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在对原作进行阐释过程中就会不同程度地发挥其主体性作用。译者不是一台简单复制模仿的“翻译机器”。翻译过程亦不是一种简单的文本间语言层面的语符转换，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

一误读的定位

“见仁见智”、“诗无达诂”等其实就是古人对误读现象的朴素诠释，但是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西方学者中较早关注误读现象的是解构主义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他指出，由于阅读行为总是“被延迟的”，伴随着文学语言被愈加“多元地决定”，文学意义就愈显“证据不足”，因而那种旨在追求某个或某些固定不变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可能的”（Bloom, 1975: 3）。他否定了一切所谓精确无误的阅读，声称只有或多或少的创造性的或趣味性的误读，而且每个误读会连锁引起其他更多的误读出现。并且误读不但隐蔽地决定着阅读行为，还决定着创作活动（胡宝平，1999：2）。“阅读，……是一种异延的，几乎不可能的行为，如果强调一下的话，那么阅读总是一种误读。”（布鲁姆：1989：31）。虽然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在当时因其激进而受到理论界的攻击，但误读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一事实是不可改变的。

关于误读现象，国内亦有诸多学者对此有过较为详尽的阐发。乐黛云教授（1995：110）曾从文化的宏观角度对误读做过如下界定：“所谓误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一般说来，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这个世界！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总体上来说，我们可以把误读分为有意识误读与无意识误读两种类型。前者是指把误读作为一种既成理性的客观的现象加以描述（下文将从阐释学视角来分析其合理性），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时代的变迁造成审美情趣与审美价值的转换、审美主体的差异导致审美趋向的不同以及接受主体的整体性认知水平的有限性与艺术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等因素都会造成误读。有学者把误读的具体形式总结为求同—顺应式、求变—附会式、求新—创生式、求异—逆反式（潘雅琴：2000：77）。无意识误读指的是由于接受主体的个人素养及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完善导致解读文本时对具体概念内容等的错误阅读。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

简单来讲，本文中所论及的误读概念是指对接受主体对文学作品另有所解，是指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穷尽其文本内涵和审美价值的解读现象。误读是在解读文本过程中不断地揭示审美对象的内涵，逐步接近其审美价值本真的解读形式。由于误读的存在,在审美接受活动中,人们对作品意义内涵的追寻永无止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名篇的生命力就在于无限的“误读”之中。它不同于那种借误读合理之名将误读泛化，蓄意破坏和压制创作与欣赏的自由的“恶意”误读。笔者拟把误读这一概念引入译学研究，来重新审视翻译中的历史性或文化性误读，以期为翻译批评开拓一个新的视角。

二偏见观概述

偏见概念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伽达默尔在对海德格尔 “前结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偏见观，他对偏见的重新梳理和界定构成了他理论的基础。伽达默尔指出，人类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人们的“偏见”。所谓“偏见”是指在理解的过程中，人们无法根据某种特定的客观立场，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境遇去对理解对象进行客观的理解。伽氏声称：“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在。……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歪曲真理。实际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产生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Gadamer, 1975：262）。

在伽氏以前，特别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偏见成为一个贬义词，成为理性的绝对对立面。认为理性追求真理的方式就是力图摆脱主观偏见的限制，运用各种途径或手段来清除偏见。把属于理解者自身的历史环境的东西看成是理解的障碍，看作是产生误解和偏见的根源。伽达默尔指出，这种贬低偏见的行为，纯粹就是以“偏见反对偏见”，以为人可以从历史和传统中独立出来，从一种纯粹透明客观的状态开始来进行理解和阐释。伽氏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幻觉，其实理解主体自身的存在状态就是一种偏见，“理解甚至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伽达默尔；洪汉鼎：2002：372）实际上，我们与传统有一种无法割裂的关系。在一来到这个世界那一刻，我们就被既定的历史、语言、文化所浸染，根本无法自由选择或摆脱历史文化通过语言对自身的预先占有。不存在超出传统之外的理解者，也不存在与传统毫无关联的本文。理解不但以偏见为基础，同时在理解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偏见。伽氏指出，“理解是把自身置身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Gadamer, 1975:262）。

伽达默尔为偏见正名，但是他并不是对一切偏见都不加反思和修正。他认为，“前见（偏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它的概念包含它可以具有肯定的和否定的价值”（伽达默尔；洪汉鼎，2002：347）。他把偏见分成两种：一种是历史所赋予的，具有正面价值，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因此是“合法的偏见”或称“生产性偏见”。另一种是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接触吸收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天习得的，它往往会妨碍正确理解的实现，伽氏称之为“盲目的偏见”，这种偏见是能通过意识克服的。伽达默尔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人类理解的历史性因素。正是由于人类理解的历史性，对过去文本产生偏见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偏见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人们创造力的表现。它展示出理解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对文本的阐释不可能出现读者的理解与文本原意完全吻合的情况，也不可能是消极地去复制文本，否则整个人类文明将会停滞不前。由于文本意义的这种开放性，误读现象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

三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 提出来的。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埃斯卡皮；王美华等, 1987：137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同上）。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可以说，如果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谢天振，2000：141－142）。实际上，译者、接受者（在这里专指译文读者群）和译文的接受环境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创造性叛逆。本文主要围绕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展开论述。

关于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的学者都对此做过阐发。根据谢天振教授的观点，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总体上可以分为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包括以下类型：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等（谢天振，2000：146－156）。在本文中所论及的是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我们认为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比如误译与漏译，是由于译者知识结构或个人素养等因素的制约而导致的错误阅读、错误翻译。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就不能简单称其为“创造性”。如果把这种翻译冠之以“创造”行为，那么翻译似乎就是一个漫无边际的概念了。这也与上文所论述的误读的界定相对应。

面对一部文学作品，译者不可能把原作者意图完整无误地复制下来，因为每个译者都是从自身的偏见出发理解接受作品的。译者所处的文化范式、审美标准、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译者受其影响形成的个人审美情趣、文学气质、认知能力等都给译作打上了“再创造”的烙印。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双重制约决定了译者主观性不可避免。《道德经》一书无论从任何西方的思想派别来看,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典籍。近代以来,《老子》一书在西方各国被翻译和研究(北辰,1997：103)。但其中许多研究并不完全是哲学性的，他们都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偏见来解读原作的，产生了不同类型的误读。1832年法兰西学院首任讲座教授雷慕莎用法文试译了《老子》的第一、二十五、四十一和四十二章，认为“道”只能译成三种涵义:最高的存在(即上帝)、理性及体现,认为除此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正确的译法。他甚至认为《老子》第十四章的“夷”、“希”、“微”三个字就是耶和华。1870年德国保宁派作家斯特劳斯在莱比锡出版德译本《老子》,书中把“道”当作神,认为“道”的概念几乎完全符合“神”的精神。同年另一位学者普兰克内尔在序中写道：“‘道’本身兼具神的三位一体……天上的主就是看不见的‘道’, 而人之‘道’, 就是人的不死灵魂中的神的本原。” 赞同法国学者雷慕莎的观点。

在翻译的具体操作过程中，这种有意识创造性叛逆表现为译者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具体表现在对原作进行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比如有意识的编译、节译、改编等都属于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译者对原作的解读过程中出现的创造性叛逆带有明显的指向性目的，都是通过对“异文化”的误读来肯定和确定自身。

主张“信、达、雅”的严复所译《天演论》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叛逆的译例。在当时列强横行、民族危亡的中国，严复的翻译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他心系民族安危，渴望祖国富强。他认为西学可以达到启迪民智、开启国人眼界而后可达救亡图存的目的。他在原书的选择上极其审慎，而且每本书的译介对当时中国现实境况都有鲜明的针对性。《天演论》原作者赫胥黎著书的主旨是为了维护进化论的“纯正”,批驳斯宾塞关于进化论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曲解。严复对进化论的解读明显受制于他现实境遇和话语环境的偏见。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思想倾向进行了合理的叛逆。他没有认同赫胥黎的观点,转而信奉斯宾塞的观点，深信进化论可解释一切事物的发展，认为人的主观努力、奋斗、变革终可以“与天争胜”,所以中国并不一定必然要灭亡。中华民族如果不想“亡国灭种”,只有不断地努力变化(进化)。

在翻译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严复对原作进行选择、取舍和创造（《天演论》只是赫胥黎全集第九册中的序论和本论两篇），向国民传播被他融合的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为了让当时的读者更容易地接受西方思想，在语言表达上，他采用适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的古雅文体，并添加大量按语注解以发挥、强调自己的见解。“词字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需要指出的是，严复这种“达旨”的译法并不是不负责任的做法。相反，严复对待翻译的态度十分严谨，“一名之立，旬月踯蹰”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天演论》成为传诵一时的美文。《天演论》的译介使“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史学界、思想界、文化界、翻译界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如前文所述，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还可以从接受者（译文读者群）和译文接受环境宏观角度来分析，简述如下：

一．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

从广义上讲，接受者应包括译者和读者。本文中的接受者专指译文读者群。由于读者的介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多姿多彩了（谢天振，2000：165）。

这里涉及脱胎于海格德尔“前理解”和伽达默尔“视野”的“期待视野”这一接受美学概念。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由于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活风俗和知识结构,从而使他们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或称为“文化先结构”。这种文化先结构决定了读者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以及阅读中的选择与重点。同一时代会有许多读者群,不同的读者群又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或文化先结构。读者对文本的解读中总会带有主观再创造的成分,对异质文化中的文学作品的“误读”和创造性叛逆就成为必然。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它原本是一部尖刻的政治讽刺小说，但是当这部小说被译介至异邦，读者的阅读兴趣就转到其中所描述的怪诞奇异的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一部严肃的政治讽刺小说变成了一本诙谐轻松的消遣读本了。

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从接受语境看，原作跨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世界进入一个与它原来社会文化境况完全相异的语境，它必然会受到译入语语言文化规范的制约，在不同程度上异化为译入语文化形态特征，从而融入到译入语文学大系中。

比如佛经的翻译，为了适应处于当时强势的中华主体文化范式，佛典在译介之初就不得不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调和、妥协，形成与儒学相适应的佛教伦理观念。从这种意义上说佛教已经失去了它的本真面貌，改头换面成功融入到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了。从纯文学接受的角度看，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运行的成功与否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文字功底优劣并无绝对对等的关系。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译入语文学系统变革的需求。寒山诗的译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中国古代诗人里不入流的寒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却成了美国 “垮掉的一代”的偶像代言人。这就是因为寒山诗风格独特、格律自由，对世俗采取冷眼旁观及其批判的态度符合了当时美国青年在信仰与精神危机双重压力下所产生的内在审美与文化诉求，他们对寒山的选择和钟爱实际上是基于对自身精神文化关照与反思的结果。

四结语

我们认为，在翻译研究中要对各种因素统合考虑，力戒任何一方的过分张扬。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处于主导地位，由于其固有的偏见，对原作的误读不可避免，译者对作品进行合理的再创造有其必然性，但是创造性叛逆并不是没有限度地胡译乱译。译者同时受到译语语言文化规范与原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译者必须在两种规范所能容忍的限度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达到与宏观语境的协调，真正做到随心所欲不逾规，使原作的意义在不同语言文化世界得到再创造，实现应有的文学、文化和社会效益。同时，我们也要把读者群和译文的接受环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纳入我们的译学研究中。

目前，翻译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单纯依靠语言学和文艺学方法的传统译论已无法全面有效地解释所有的翻译现象。文学翻译已经超出了不同语言系统之间单纯语际转换的范畴, 而是一种涉及到原作者、译者、读者、接受环境等因素的复杂的活动。翻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学科性质也是综合性的。要洞悉翻译的本质，我们就不能自我封闭，必须积极寻求理论资源，对各种理论批判继承，扬长避短，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Bloom, Harold. A Map of Misreading [M]. New York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Gadamer, H. G. Truth and Method[M]. trans. G. Braden and J. Cumming,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

[3]北辰.老子在欧洲[J],宗教学研究，1997，（4）.

[4]布鲁姆·哈罗德.误读图式[M], 北京：三联书店，1989.

[5]胡宝平. 论哈·布鲁姆“诗学误读”[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3).

[6]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7]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8]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A].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9]吕俊. 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10]潘雅琴. 论误读的思维模式[J].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2).　

[11]谢天振. 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On the Creative Treas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From the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Zhu Xianl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SU, Changsha 410075，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one of the basic notions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prejudice—to justif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existence of misreading，which allows openness and pluralit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y literary text. It holds that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 can by no means be neglected, thus results in the creative treason instead of the simple copy of the source text.

Key words: translation；misreading；hermeneutics; creative treason

作者简介：朱献珑（1980－），男，汉族，山东淄博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本文发表于《山东外语教学》2003年第三期